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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上）
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1883年10月8日）， [11]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阎锡山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累累，父子二人被迫逃往省会太原躲债。金融投机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2]
宣统元年（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山西爆发革命，清廷一片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禄贞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锡山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锡山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世凯恨之入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攻山西。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阎锡山采纳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之时，阎锡山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即主管山西。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世凯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所以，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二万元银币，接着又连电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祺瑞为师，遂得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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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上）
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1883年10月8日）， [11] 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阎锡山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累累，父子二人被迫逃往省会太原躲债。金融投机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2]
宣统元年（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山西爆发革命，清廷一片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禄贞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锡山于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锡山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世凯恨之入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宣统三年（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攻山西。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阎锡山采纳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宣统三年（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之时，阎锡山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即主管山西。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民国二年（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世凯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所以，袁世凯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二万元银币，接着又连电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民国五年（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祺瑞为师，遂得于民国六年（1917年）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民国七年（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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