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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商震（上）
革命青年
商震， 字启予（亦作起予），1888年出生在河北保定。出身寒微，自幼失怙，秉赋聪明，学习勤奋。少年时得其舅父所助就读学塾。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
1906年，被校方以“煽动革命”罪开除学籍。同年夏，商震辗转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同志创办商业技术学校，后到辽阳与陈干办起了八旗小学堂。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不幸又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逮捕。获救后，东渡日本留学。
1909年，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继续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争取绿林“马贼”革命）。身份暴露后，逃至辽宁锦州。
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在驻锦州新军某部随营学堂毕业。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在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间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没办法只能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也没辜负锡山的希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阎锡山的恩情，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因为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1914年建立，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命令，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以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回冯玉祥大旗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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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分发到步科学习。在陆军速成学堂，商震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一些邀进的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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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初，商震以优异的成绩在驻锦州新军某部随营学堂毕业。随即，被保送进沈阳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编入彭家珍（革命党人）任队官的学兵营前队。通过彭家珍，商震认识了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的张绍曾，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后，商震回到旧游之地辽阳发动起义，因事不机密，走露风声，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民军300余人，在烟台登陆。不久，南北议和达成协议，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赋闲”在北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因参与而获罪，被“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成了陆建章的阶下囚。这时的商震虽年仅25岁，却已经历过八个年头的风风雨雨，成熟干练，有勇有谋。并因此而引起执法官陆建章的注意。经冯玉祥等力保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改投陆建章麾下。
1915年商震任营长，随陆部赴陕西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后升任团长。陆部入陕，白朗被逐，陆建章取陕督自代。年末，国内纷纷举兵讨袁，胡景翼等酝酿起义。
1916年初举事成功，拥陈树藩为陕督，驱逐陆建章。商震时驻与山西一河间隔的绥德，因在陕难以立足，没办法只能率本团大部人马，东渡黄河，投靠山西。
商震到山西时，正值袁世凯帝制自为引起全国性的反袁风暴，阎锡山有望摆脱羁绊，重振旗鼓之际，因此，商震受到了欢迎和礼遇。原有一个团的建制原封未动，仍由商震任团长，另将杨爱源营补充了进去，以为充实，当然也有监视的成分。商震也没辜负锡山的希望，出手不凡。事有凑巧，1917年的7月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张勋复辟事件。6月，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权衡利弊选择了拥护段祺瑞的立场。7月1日，复辟丑剧登台。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逆”。7月5日，阎锡山即派商震率领所部由石家庄北上，参与“讨逆”军事。“讨逆”事关重大，商震部甫入晋军，就奉派出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阎锡山意在考验，“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商震无疑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不敢有丝毫的含糊，接到命令便整装出发，一路北上。在各路大军的同力征讨下，张勋节节败退。7月8日，张勋所部大败于京城外围，张勋坚守城门不出。7月12日，讨逆军下令总攻。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城。总攻发起后，各路军次第攻入城内，并乘胜肃清各据点。惟天安门等处尚有复辟军顽固抵抗，炮火甚烈。商震赶到后，急调山炮实施攻击。在炽烈的炮火下，张勋残部不得不缴械投降，讨逆军取得最后的胜利。商震也因此给阎锡山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完成讨逆任务后，商震率部返省。8 月，阎锡山收回旁落的军权后，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和由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每旅辖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商震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阎锡山的赏识，升任第一混成旅旅长。
就在阎锡山着手扩编军队的同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发动“护法战争”，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抗击北洋军阀。1917年9月间，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联合桂军，倒傅良佐（湘督）。段祺瑞电报阎锡山，命其出兵湖南，援傅作战。阎锡山接到电报后，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当话题转到“派哪一旅去最合适”的问题上时，阎锡山单刀直入，再一次点了商震的“将”：“依我看，启予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比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么样？”大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于是就这样决定了。商震奉命率第一混成旅两个团，外加周玳一个炮兵营，随即开拔，兵发湖南。山西的军队远征到千里以外的湖南，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商震率部入湘后，接受傅良佐的指挥，在永丰前线与桂军马济、韦永昌部交火。商震晓谕全体官兵：“本旅奉命死守永丰阵地，有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倒，将士全力抗击，坚守阵地十几天不动摇。正当商震激战前线坚守待援的时候，王汝贤、范国璋在长沙发表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傅良佐逃走。商震部孤悬永丰，形势危急。在全局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商震率部撤出战斗，经湘乡，退入湘潭县城后，被湘军包围缴械。
商震所部第一混成旅，是阎锡山四分之一的家当，远赴湖南后，阎锡山无日不在关注。听到北洋军失利的消息，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速派副官荣鸿胪、张汝苹先后赴汉口、岳阳一带打探究竟。不日，即有商部全军覆灭的消息传回。商震出发时曾向阎保证得胜回营，不料竟落了个“大将南征胆气豪，缴枪没有打收条”的下场，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上湖北督军王占元有意延揽（在湘潭缴械后，商震以下各级军官被解武冈，羁押在基督教青年会中。所幸商震谙熟英语，求得一西方牧师相助，逃至汉口，着手收容旧部），举棋不定。荣鸿胪、张汝苹探知这一切后，紧急电告山西。阎锡山再派副官长李德懋昼夜兼程，赶赴汉口，面见商震，婉言相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受阎锡山一片诚意的感召，商震毅然排除杂念，返回太原。见到阎锡山，商震面带愧色，主动请罪。阎锡山则不迭声地说：“胜败乃兵家之常”，极力抚慰。并设专宴，接风洗尘。商震有感阎锡山的恩情，决心死心塌地地在晋军中效力；阎锡山以一个混成旅的代价，换回了一员得力战将。
征湘归来，第一混成旅的番号保留，商震遵阎锡山所嘱继续收容旧部，建制渐次恢复。1920年3月，因为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1914年建立，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以含铜量99.9%的旧式制钱为原料，用三文制钱改铸可当20文制钱的铜元一枚，在全省范围内流通）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就学识和见识而言，商震在当时的晋军将领中称得上是凤毛麟角。有鉴于此，阎锡山推举商震以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总办。阎锡山的进一步重用，使商震如鱼得水，拳脚大展。实习厂在他的主持下，“改革制度，变更组织，增添设备，新建工厂，”军事工业的规模一步步形成。实习厂成立之初，16个分厂，职工500余人，机器63部，已能着手制造枪弹和仿造重机枪。至1921年7月，职工增至900余人，机器增至183部。1923年7月，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同年9月相继投产。这年7月，阎锡山再次改组军人工艺实习厂，取消总办制，商震虽然没有了明确的职务，但是仍然过问军工事务，直到1927年。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军队返回太原后，又进一步充实扩编，增加了一个旅，总兵力达到十一个旅；并成立第一、第二两师，分辖第一至四旅。商震升任第一师师长。扩编完毕，樊钟秀来攻，大败晋军蔡荣寿部，经峻极岭进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危急之中，阎锡山派商震率第二旅第三团全部、第四团两个营，以及第三旅第五团、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驰援。商震从一位美国牧师处借来一部汽车，率先到达前线。鉴于形势危急，他果断地处决了十七名临阵败逃的官兵，使军纪为之一振。然后挥师猛攻寒王镇樊军总部，樊军全线溃败，撤回河南。与樊钟秀之役，一扫征湘失败带来的阴影，商震作为一员战将，擅打硬仗的形象重新树立了起来。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国民军，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吴、奉张，反冯的立场，战事连续发生，商震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26年春，阎锡山答应吴佩孚配合扫除北上障碍。他交待商震：“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奉阎锡山命令，商震率其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接着，又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部（不久前刚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军序列），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驻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大同指挥作战。5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别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时，张作霖急电阎锡山：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是否可将你的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鄙处骑兵打到察北，占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8月上旬，奉军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商震乘势指挥所部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一直打到归绥，从而把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9月3日，阎锡山电报商震以前敌总指挥代理绥远都统。
与商震率部打到归绥几乎同时，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以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回冯玉祥大旗下，绥远形势变得严竣起来。为了不与国民军再起冲突，商震向阎锡山转达冯玉祥“望合作救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并提议“避让弃绥”。阎锡山权衡再三，听取了商震的建议：“我方观测大局，权衡利害，当让奉方单独解决。执事主张避让弃绥，尤为明切。然奉方作法及大局变化颇有观察之余地。我方似不应取决绝主张，致失机宜。须本昨电意旨，先将第一期应撤之队伍，速令开回；俟布置妥当后，该都统候令将军民两政，交属僚代拆代行，回晋一次，以便面商一切可也。”于是，除留一师两旅驻绥外，其余在绥部队陆续撤回山西。
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阎锡山易帜，商震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随即，奉命沿京绥路向奉军发动进攻。在遭到截击后，毅然舍弃大同、天镇等地，全军撤守雁门关，凭长城固守，奉军屡攻不克，双方长期对峙。1928年2月20日，商震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辖第一、四、五、六、七、十五各军。战事发动，他以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左、中两路作战主力，完成从侧背进奉军的任务，在配合右翼部队正面进攻的同时，一举攻占察绥。北伐成功后，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由统兵将领变成了方面政务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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