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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徐永昌（中）
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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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徐永昌（中）
晋绥主将
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 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19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19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 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9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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