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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军阀黄绍竑（中）
进退之机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黄绍竑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了。他继李济深之后第二个发言，把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做个介绍，并说镇压是很容易的，就是顾虑中央的那些共产党同路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政变，使大批共产党人遭受杀害。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邀黄绍竑、李宗仁等到南京。这时，第7军驻在芜湖附近，黄绍竑是军队党代表，蒋介石、李宗仁都希望他到部队讲讲话，安定军心。黄绍竑于是乘专轮到芜湖，同夏威等团营以上的军官见面，对他们表示慰劳之意。清党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黄绍竑参加了这次会议。
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清党。第4军的叶挺、24军的贺龙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裂，在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应李济琛之请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编组了第15军，9月兼任第15军军长，奉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之命，指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迎击，广西后方只留伍廷飏师。结果叶挺、贺龙的部队被迫改向福建前进。1949年黄绍竑同朱德总司令见面时，朱德对他说：“以前同你的部队在筠门岭那仗打得很厉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打电报约黄绍竑到广州，准备暗算他。黄绍竑因得知情者报信，化装潜逃香港而幸免于难。12月，率部与陈铭枢、徐景唐部击败张发奎部,进占广州。
编遣会议的时候，他主张尊令编遣，因为蒋介石虽然有私心，毕竟有一个中央的名义。而且桂系发展的太快了，该到了整顿收缩的时候了，他主张必要时放弃北平和武汉，把主力收缩到粤汉铁路线上，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但他的主张遭到了白崇禧和他提拔的湖北新贵的反对，认为这样是自乱阵脚，桂系是不怕打的。结果1929年春，代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职权的胡宗铎和陶钧仓促罢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引起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的大军不战瓦解，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潜逃香港，后转至黄绍竑老家容县，召集新桂系唯一剩下的军队，黄绍竑的留守部队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对这次失败很是痛心，认为是战略、政略失败的结果。
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解来南京，听候查办。广西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电报最后强调，黄绍竑将上述要务处理完毕后，改任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他在蒋介石强大压力下，决心反抗，但他还幻想者两广团结，但输红了眼的白崇禧主张先发制人，出兵攻粤。他害怕内部分歧，就把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自己坐镇后方。
5月5日，桂系集团接受汪精卫的“护党救国”旗号，公开宣布讨蒋。 蒋介石抽调35个团的兵力，又与桂系内部反叛的俞作柏、李明瑞等相策应，兵分四路进攻桂林、梧州。很快，除了白崇禧在桂北一线挫败了蒋军，有所斩获外，广西南线已全部洞开。这一回，黄绍竑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他的智囊作用。他不慌不忙地安排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他认为，白崇禧守住了桂北，对全局而言作用不大。现时情况是桂系的反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占据了广西，而俞、李之辈根本不具备经略一方的才干，将来时局一变，广西仍可重回三人手中。李、白听他这一分析，茅塞顿开。三人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观望形势。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黄绍竑当初所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很快就产生了矛盾。1929年10月，双方撕破脸皮，兵戎相见。俞作柏不是对手，很快去职下野，流落到了香港。而蒋介石任命的主持广西军政的吕焕炎、杨腾辉自忖驾驭不了广西政局，二人乐得做个转手人情，立即邀请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主持大局。
11月李、黄、白重返广西，并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广西组成护党救国军，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黄绍竑在北流指挥的第4军、第15军与粤军决战中伤亡惨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挥失当，加之此时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击。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对蒋军作战，他本来就不同意放弃广西，全军入中原，因此行动迟缓，由于黄部未按期占领衡阳，桂张联军被粤军截为两段，他又不主张攻衡阳，要退回广西，但在李、白的坚持下参加了衡阳围城战，结果大败，三个人互相埋怨，由于新桂系反蒋，屡战屡败，损失惨重。黄绍竑遂产生了与蒋介石罢战言和的念头。他说：“我们搞了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过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对桂系间接有一些帮助。”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强人所难，遂同意他离开。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召集新桂系高级干部开了一次会议。白崇禧在发言中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
黄绍竑后来曾对他的这一重大转折追述道：“我这次之所以离开广西团体，并不是因为我与团体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冲突而失意出走的。说实话我仍爱我共同奋斗过的团体，毫不存在想破坏或利用团体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调和广西团体与中央的冲突，是想实现我的和平主张。”李宗仁也曾说：“黄氏此去也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他回桂收拾广西局面，他不接受，宁愿去香港闲居。就个人而言，黄绍竑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春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1933年春改任北平国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1933年夏，内蒙古发生自治运动，为制止分裂行为，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决了内蒙自治的问题。此后，黄绍竑甚欲远征开发新疆。蒋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当他到兰州筹备工作时，蒋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黄绍竑一气之下往庐山游山玩水。1934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10月21日到职。1935年5月，蒋介石为离间新桂系，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调李宗仁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坚决不就职，李、白也拒绝。黄绍竑力陈蒋，使蒋不得不放弃计划。之后蒋又准备以武力解决广西军，并要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黄绍竑再陈不应内战的意见，蒋无奈只好再次接纳黄的意见息兵。1936年11月底，黄绍竑被调任湖北省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绍竑忽然接到参谋总长程潜的电报，要他立刻到南京去，原来，蒋介石要任命他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而对关系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大义，黄绍竑毅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受命后，他在数日之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送蒋介石。
日军展开战事后，在华北向山西进逼。为确保华北之脊背山西，以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黄绍竑于是在9月20日奔赴太原。到太原时，阎锡山已赴雁门关督师，他便在太原逗留了一日，在山西饭店会见第十八集团军的许多将领。黄绍竑希望以后永久团结，永久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生死存亡的难关。随后，黄绍竑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陪同下，到雁门关去见阎锡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计。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兵力使用上，阎、黄不加干涉，至于游击的地区，在山西境内要同阎锡山商量，但在敌占区可自行做主。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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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桂系军阀黄绍竑（中）
进退之机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黄绍竑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了。他继李济深之后第二个发言，把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运动做个介绍，并说镇压是很容易的，就是顾虑中央的那些共产党同路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政变，使大批共产党人遭受杀害。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邀黄绍竑、李宗仁等到南京。这时，第7军驻在芜湖附近，黄绍竑是军队党代表，蒋介石、李宗仁都希望他到部队讲讲话，安定军心。黄绍竑于是乘专轮到芜湖，同夏威等团营以上的军官见面，对他们表示慰劳之意。清党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中央特别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黄绍竑参加了这次会议。
1927年5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7月6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清党。第4军的叶挺、24军的贺龙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裂，在南昌起义后，向广东进军。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应李济琛之请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编组了第15军，9月兼任第15军军长，奉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之命，指挥黄旭初、吕焕炎两师迎击，广西后方只留伍廷飏师。结果叶挺、贺龙的部队被迫改向福建前进。1949年黄绍竑同朱德总司令见面时，朱德对他说：“以前同你的部队在筠门岭那仗打得很厉害。”
1927年10月，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打电报约黄绍竑到广州，准备暗算他。黄绍竑因得知情者报信，化装潜逃香港而幸免于难。12月，率部与陈铭枢、徐景唐部击败张发奎部,进占广州。
编遣会议的时候，他主张尊令编遣，因为蒋介石虽然有私心，毕竟有一个中央的名义。而且桂系发展的太快了，该到了整顿收缩的时候了，他主张必要时放弃北平和武汉，把主力收缩到粤汉铁路线上，这样进可攻退可守，但他的主张遭到了白崇禧和他提拔的湖北新贵的反对，认为这样是自乱阵脚，桂系是不怕打的。结果1929年春，代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职权的胡宗铎和陶钧仓促罢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职务，引起3月蒋桂战争爆发，李宗仁，白崇禧的大军不战瓦解，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潜逃香港，后转至黄绍竑老家容县，召集新桂系唯一剩下的军队，黄绍竑的留守部队重要干部研究对策。他对这次失败很是痛心，认为是战略、政略失败的结果。
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解来南京，听候查办。广西部队缩编为一师一旅，剩余武器解缴中央。电报最后强调，黄绍竑将上述要务处理完毕后，改任两广编遣区副主任。他在蒋介石强大压力下，决心反抗，但他还幻想者两广团结，但输红了眼的白崇禧主张先发制人，出兵攻粤。他害怕内部分歧，就把部队交给白崇禧指挥，自己坐镇后方。
5月5日，桂系集团接受汪精卫的“护党救国”旗号，公开宣布讨蒋。 蒋介石抽调35个团的兵力，又与桂系内部反叛的俞作柏、李明瑞等相策应，兵分四路进攻桂林、梧州。很快，除了白崇禧在桂北一线挫败了蒋军，有所斩获外，广西南线已全部洞开。这一回，黄绍竑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他的智囊作用。他不慌不忙地安排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他认为，白崇禧守住了桂北，对全局而言作用不大。现时情况是桂系的反叛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占据了广西，而俞、李之辈根本不具备经略一方的才干，将来时局一变，广西仍可重回三人手中。李、白听他这一分析，茅塞顿开。三人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观望形势。事情的发展果不出黄绍竑当初所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很快就产生了矛盾。1929年10月，双方撕破脸皮，兵戎相见。俞作柏不是对手，很快去职下野，流落到了香港。而蒋介石任命的主持广西军政的吕焕炎、杨腾辉自忖驾驭不了广西政局，二人乐得做个转手人情，立即邀请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回广西主持大局。
11月李、黄、白重返广西，并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广西组成护党救国军，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黄绍竑在北流指挥的第4军、第15军与粤军决战中伤亡惨重，一些人埋怨他指挥失当，加之此时他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受到沉重打击。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对蒋军作战，他本来就不同意放弃广西，全军入中原，因此行动迟缓，由于黄部未按期占领衡阳，桂张联军被粤军截为两段，他又不主张攻衡阳，要退回广西，但在李、白的坚持下参加了衡阳围城战，结果大败，三个人互相埋怨，由于新桂系反蒋，屡战屡败，损失惨重。黄绍竑遂产生了与蒋介石罢战言和的念头。他说：“我们搞了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是争不过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去混，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对桂系间接有一些帮助。”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愿强人所难，遂同意他离开。临行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召集新桂系高级干部开了一次会议。白崇禧在发言中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
黄绍竑后来曾对他的这一重大转折追述道：“我这次之所以离开广西团体，并不是因为我与团体的中坚分子感情破裂或利害冲突而失意出走的。说实话我仍爱我共同奋斗过的团体，毫不存在想破坏或利用团体之心理，去南京主要是想调和广西团体与中央的冲突，是想实现我的和平主张。”李宗仁也曾说：“黄氏此去也并非与我李、白有何不洽。”所以，1931年2月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他回桂收拾广西局面，他不接受，宁愿去香港闲居。就个人而言，黄绍竑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
1931年11月，黄绍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春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1933年春改任北平国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1933年夏，内蒙古发生自治运动，为制止分裂行为，国民党中央派黄绍竑宣慰内蒙，并初步解决了内蒙自治的问题。此后，黄绍竑甚欲远征开发新疆。蒋介石先是予以支持，但当他到兰州筹备工作时，蒋又制止，要他即回南京。黄绍竑一气之下往庐山游山玩水。1934年10月，蒋介石任黄绍竑为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于10月21日到职。1935年5月，蒋介石为离间新桂系，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调李宗仁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调白崇禧任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坚决不就职，李、白也拒绝。黄绍竑力陈蒋，使蒋不得不放弃计划。之后蒋又准备以武力解决广西军，并要黄绍竑任讨伐军总司令，黄绍竑再陈不应内战的意见，蒋无奈只好再次接纳黄的意见息兵。1936年11月底，黄绍竑被调任湖北省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绍竑忽然接到参谋总长程潜的电报，要他立刻到南京去，原来，蒋介石要任命他为军委第一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而对关系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大义，黄绍竑毅然肩负起了这个责任，受命后，他在数日之内便完成机构组建，并拟出了初期对日作战的计划送蒋介石。
日军展开战事后，在华北向山西进逼。为确保华北之脊背山西，以阻止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蒋介石急命黄绍竑到山西视察；并与阎锡山洽商以后的处置。黄绍竑于是在9月20日奔赴太原。到太原时，阎锡山已赴雁门关督师，他便在太原逗留了一日，在山西饭店会见第十八集团军的许多将领。黄绍竑希望以后永久团结，永久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生死存亡的难关。随后，黄绍竑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陪同下，到雁门关去见阎锡山，共商山西抗日大计。9月22日，黄绍竑和阎锡山在太原岭口会见周恩来和朱德。通过谈判，阎锡山和黄绍竑同意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在兵力使用上，阎、黄不加干涉，至于游击的地区，在山西境内要同阎锡山商量，但在敌占区可自行做主。周恩来、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黄绍竑视察山西完毕后，回南京把山西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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